崔玉华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陈白 12月26日，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举办了《当代青年的就业与创业——共议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研讨会，会议重点聚焦在疫情后时代青年就业和企业发展环境问题，并提出了未来提振公众信心、优化市场环境的建议。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辉华，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参与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辉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问题，“我们最应该担心不是所有制歧视，是规模歧视。我们自己做过一些研究发现，比如以补贴为例，补贴并不是完全根据所有制来分配，主要根据规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同一比较规模基础上，在获得补贴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
聂辉华认为，总体来看，中国创业环境总体上稳步向好。可以看到，在2012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创业数量是在逐渐增加的，而且增加得比较明显，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未来一个地方要促进创业，在营商环境方面可以做的事情是吸引更多的人口、扩大市场规模、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以下为聂辉华演讲全文：
营商环境与创业——基于2000-2019年中国城市的证据
学术界更多是谈企业家精神，比如什么人容易成为企业家，是考试很厉害的，还是有创新精神的，还是机会成本特别低的等等，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我这个研究主要从城市的营商环境来讨论。什么是营商环境？我觉得这个定义，比较接近于国务院发的一个《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营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机制体制因素和条件。换句话说，它是地方政府在短期内可以改变的东西，短期内不能改变的东西，不能称之为营商环境，比如地理位置、风气，这些东西就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所以讨论它就意义不大了。
我怎么定义创业呢？我这里创业的意思是新增市场主体数量。我得到的数据是工商注册数据，可以看到每个地区新增市场主体的数量，包括哪些呢？包括个体工商户、各种企业、农业合作社等等，全都包括，很遗憾没有进一步区分有多少是企业，有多少是个体工商户。但我看了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大概是三分之一是企业，三分之二是个体工商户。这个数据的来源是第三方整理的工商注册数据库，我自己抽了若干年进行加总对比，我发现跟国家公布的统一数据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比较可信的。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些年我一直研究政企关系和营商环境，几年前有一个教育部的重大课题支持，另外我带领的人大国发院团队连续4年发布了“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一、关于城市化的特征事实
首先是我把2000-2019年每一年新增市场主体的数量做了一个分析。可以看到，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的新增市场主体从绝对量来看是增长得非常快的。
但这个增长，大家发现有2个高峰，一个是2002年，一个是2012年。为什么2002年是高峰？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提出来一个解释，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2002年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中国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全面融入世界分工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学术中有很多重要的研究都发现，中国加入WTO是近几十年最大的经济变革之一。
第二个，2001年时我问过一些企业家，作为企业家你们觉得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他们说差不多是2002年，为什么是那个时候？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中国加入WTO，企业的作用、企业家的作用显得充分重要，然后“三个代表”的提出，意味着企业家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很遗憾的是，此后企业家再也没有这样的高光时刻。我想这不是偶然的。
我自己梳理过，这十年来每一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一定跟营商环境有关，从2012年一直到2021年，中间有一年不是了。2014年又提出了“双创”。这说明什么？一个重要的节点、重要的政策颁布，对于创业的推进作用其实作用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每年的数量。我想看一下标准差。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各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差异，真正重要的区别和差异性主要体现在2012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在2012年之后这个差异是持续放大的，这也说明这届中央政府十年，干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营商环境的改革和创新，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2006年的时候，北方的城市在创业的密度上的表现。我用了一个词叫创业密度，怎么算？就是每年的市场新增主体数除以当地的人口数。因为如果只看绝对值不太公平，有的省份比较大、盘子比较大，可能主体比较多，所以我除以人口数，相当于每万人当中有多少新增市场主体，这叫创业密度。我们可以看到，北方城市在一开始占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北京非常的高。但是在2017年南方城市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主要是几个省，广东、海南、新疆、西藏这4个地方，西藏和新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注册企业数量，这跟他们实施了超级优惠政策有关，这也是国家允许的。我们看到南方城市普遍开始增加了，之前南方城市都比较少的。大家说出的南北差异，应该是最近十年才出现的情况，之前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换了一个维度。我们从城市级别来看，大家知道中国有四类城市，普通的地级市，然后省会城市，像江西的南昌，然后是副省级城市，比如山东的青岛，他们是副部级的。直辖市有4个。很有意思，去掉直辖市大家可以看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创业密度越高。我统计2年，一个是2006年，一个是2017年，不管是2006年还是2017年趋势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总体而言，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创业的密度越高。
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城市或者高级别城市创业环境更好？这要客观看待，我自己以前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城市级别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但资源错配也越严重。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文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人跟资源走，而资源跟着权力走。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忽略了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大家只盯着价格。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价格配置资源的广度和密度可能不一定比权力大。我们可能忽略了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这是一个发现。
二、营商环境与城市创业
接下来我想讨论第二部分，哪些营商环境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创业。第一个因变量是创业密度。我们把市场主体数除以人口数，就是所谓的创业密度，我们做一个回归分析，我控制了城市的基本变量，包括人口增长率，第二个是城市的GDP总量，第三是第二产业的比重、第三产业的比重，还有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以及财政收入、教育支出、居民储蓄等等。我发现做了很多回归以后，比较稳定的显著变量有三个，一个是人口的增长率，第二是城市的GDP，第三是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人口增长率代表人口流入数量，城市GDP代表盘子，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代表金融支持。基本上这三个代表总是显著为正的。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城市的创业来说，这三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考虑到其他的因变量，比如新增市场主体数，就是刚才的绝对数量，这三个变量依然是显著为正。这再次说明刚才我讲的这几个变量是非常重要的和稳健的。
第二个维度，大家知道在中国领导人的特征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哪些领导人特征对于创业会有影响呢？我做了很多领导人特征的分析，比如包括是否在中央有工作经历，是否在纪检监察部门工作，是否在经济部门工作过，是否当过一把手，是否是本地提升的，任职的第几年等等一系列的变量。我发现只有一个变量是显著的，但是它是负的，这个变量就是是否在纪检监察部门工作过。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的解读是，一般来说，在纪检监察部门工作过的领导风格比较保守、稳健，当然并不是说他的能力不行，实际上这说明什么？他只是不匹配的问题，这样的风格比较保守的市委书记，对城市创业是有显著负的影响，并不是说他的能力不行。
大家知道中国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条条，一个是块块。一个人适合在块块工作，不一定适合在条条工作。反过来，一个人适合在条条工作，不一定适合在块块工作。这是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不简单是个能力的问题，但至少我们的发现证明，风格比较稳健的一把手，对于当地的创业环境不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其他变量不显著。
大家可能会问，市长有没有影响？很有意思，市长的所有特征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个结果跟我们很多结果是一致的。我自己也做过一些研究，我们总是发现，控制到市委书记的特征后，市长对经济因素的影响基本上不显著。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在一个城市里，真正的一把手就是市委书记，市长起的作用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这是领导人特征。
第三个方面，我想看一下政商关系，这里说的政商关系就是政企关系，我更愿意用政企关系来形容，因为官商关系是对应的，政企关系是对应的，它反映政府与企业面上的关系，一种总体的关系，而不是单个官员和单个企业家的政治关联的问题。这个指数是来自人大国发院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首先我做一个横截面回归分析，不考虑各个地区的个体异质性。我们发现，不管是用亲近指数还是用清白指数来衡量，它们都是显著的，而且亲近指数效果比清白指数效果更大。什么意思？短期来看，如果一个地方的官员对企业服务越好，越容易创业，这种服务意识比一个地方是否清白更为重要，这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觉。用古代的话说，我们要循吏，我们不要清流。
但是我做了一个面板数据回归发现，这个清白是显著的，但是亲近不显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考虑到各个地方那些不容易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比如文化，当然也包括地理位置、风气，长期来看，其实清白更重要，亲近反而没那么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地方想要改善营商环境，在短期内不太容易有作为的，这可能是个比较悲观的结论。
三、最后做一个总结
总体来看，中国创业环境总体上稳步向好，我们可以确实看到，在2012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创业数量是在逐渐增加的，而且增加得比较明显，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
从城市因素来讲，人口的增长率、市场规模和当地政府金融支持，对于创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所以一个地方要促进创业，在营商环境方面或者大的营商环境方面，可以做的事情是吸引更多的人口、扩大市场规模、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另外，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讲，敢于创新的领导人可能更有利于促进创业，而风格保守的领导人可能不适合推动城市创业。
第四，廉洁的营商环境更为重要。尽管在短期内政府对企业提高服务，可能能够带来一些正面作用，但长期来看，这些作用基本上会被城市的固定效应稀释掉，长期来讲廉洁的营商环境更为重要，我想对于做企业来说，他们也能够理解这一点。我做过一些调研发现，你问一个人要不要在哪个地方做生意开店，他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哪个地方不敲诈，我就敢去那个地方，哪个地方敲诈现象比较多，我就不能去那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