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曾对媒体谈到，他个人基本上不用微信，因为微信要回复的太多了，耽误时间。王健林表示，他对互联网的感知和了解都是通过漫长的会议来展开的，“常常二三十人坐一起讨论，不知开了多少次了。做技术的人认为行，但做商务的人都认为不靠谱，这个方式肯定不靠谱。做技术的说出来，我们做商业的一听觉得这事有感觉。”

　　王健林的这个说法曾在互联网上被网友们嘲笑，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普罗大众不同，于企业家而言，他们的确没有过多精力去用于社交产品上的“无效社交”。这可不仅仅止于王健林，其他传奇企业家也向来如此。12年前CCTV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上，曾有这样一段小插曲，马化腾向在座的嘉宾介绍QQ的未来时，主持人半开玩笑的说，面对这么优质的客户请发动猛烈攻势，你能说服张瑞敏使用你的产品吗?然而最后张瑞敏礼貌地拒绝了这次推销。

　　然而好事者也对这个小插曲进行了一系列“莫欺少年穷”的解读，这和前段时间刷屏的马云面试肯德基被刷终于报仇买下肯德基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成为了互联网上被网友们用来刷微博、发微信，自我励志的小段子。

　　看完这一系列段子化、野史化的解读还是挺感慨的。因为，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是通过微信、微博或其他社交媒体。这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我们可以拥有965的工作，在茶余饭后可以在微信、微博上吐槽张瑞敏“不懂”互联网思维，可以嘲笑王健林生了个嘴毒的儿子，甚至还可以调侃马云长得丑。

　　但对企业家而言，他们的时间都是争分夺秒的，每一分钟的时间，每一焦耳的精力都是经过了精确分配的，企业家们获取信息也都是有选择的。比如，像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平均2-3天就会有一本书下肚，每年会阅读100余本各色有关企业发展和战略规划的书籍以吸取知识养分，于他们而言，耗费过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大多是低效且无用的·。

　　这就像《纸牌屋》里的那对总统夫妇，由于日理万机，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都只有3-4个小时，而且这三四个小时都是间隔着的。如果你嘲笑他们这种睡眠“不养生”，笑话可就闹大了。

　　所以你在吐槽张瑞敏“不懂”互联网思维的时候，张瑞敏正在和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战略管理大师加里·哈默谈笑风生;你在嘲笑王健林生了个嘴毒的儿子时，王健林正在和高层领导人商量北京房价下个月还应该涨多少;你在调侃马云长得难看时，马云早已经飞越重洋在美国和奥巴马共进午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王健林不用微信，周鸿祎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还说，“我做不了教父级企业家，我不用微信!”而马云则说，“宁可死在来往的路上，也绝不活在微信的群里。”

　　这里面固然有企业家们保护自家产品的考虑，更是企业家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普通人完全不同。无论是张瑞敏，还是王健林亦或是马云、周鸿祎他们都是变革者。就像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行为不能用我们这种普通人的目光去评价。用我们普通人的思维去看待企业家的生活，会显得很可笑。

　　坦率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财富差距，而是认知层面的阶梯式断崖。也难怪像《北京折叠》这本魔幻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会引发如此大的轰动和震撼。

　　在《北京折叠》中社会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人每天有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都在制定社会规则，推动社会变革。而第三层次的人每天沉迷在网络垃圾信息之中，消耗掉自己仅有的8个小时。第三层次的人们自始至终没有被社会剥削，但他们创造不出价值，无法参与社会运作，只能统统被“折叠”到晚上，尽量减少对社会的资源消耗。

　　没人想成为被折叠起来的那个群体，但如果只能靠着互联网上八卦段子的来自我安慰，恐怕离被“折叠”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