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上的冲击更大，国内村民打架无非是刀棍，而当地两个村为争夺水源地，拿着几十把枪对射，十几条人命瞬间没有了。于熊的项目附近曾是食人族部落所在地，他甚至见过菜市场案板上摆着人的胳膊公开买卖，后来他才知道，在当地人死了之后，是可以把身体卖掉的，这和喜不喜欢吃肉没关系，而是源于对传统巫医的信仰——人的躯体，在当地人看来，尤其女性的生殖器官和血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和灵魂的。

于熊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越来越怀疑，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要再“熬”一下。

张洪博和于熊同是80后，他在2007年就来到非洲，在国企做工程项目管理，进行道路建设、供水排污、矿业开发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建设。

非洲的娱乐设施本就单调，网络信号也不好，有时语音通话都是问题。张洪博甚至要在没水、没电、没信号的“三无地区”住上一年半载，1个多月联系不上家人，40度的高温几乎贯穿全年。

当地人的一些陋习也让张洪博受不了，“家里边有人去世”是请假的常用理由，迟到更是频繁，屡禁不止的偷盗让他难以忍受。

但观念的改变也在一点点发生，当地人不愿意为了钱加班这一点尤其触动了张洪博。节假日是当地人享受跟家人相聚的时间，周末的双倍工资毫无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挣钱妨碍了和家人在一起，那便得不偿失。张洪博前不久向公司提出了申请，这个项目完了之后回国，打算在公司总部工作一段时间，多陪陪家里人。

张洪博的同事马立云对此也深有同感，她在非洲见到了传说中的原始部族辛巴人，也叫红泥人，这个部落维持着500年前的生活方式，终年裸露上身，用红土混合黄油涂抹在皮肤和头发上，而且拒绝政府提供的现代生活。

严格的国家劳动法给她负责的行政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工人结束合同要根据对方工作时长提前一星期或一个月通知，开除工人要经过繁琐的听证程序，并且对方要有重大的错误才可以，由此造成的矛盾她需要不断地给中国工长做工作，让他们了解并适应当地的法律，不能延续国内的工作习惯。

“你们要死了，一定要在墓碑写上‘工作至死’。”当地朋友时常这样打趣中国人。相比中国人，他们要求“pay weekend”，不愿意加班，拿到工资他们要有陪家人购物的时间。慢慢的马立云也理解了这种享受生活的态度，她的想法也在发生着变化：“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工作。”

在非洲，也有中国人用更加“融合”的方式进行管理。2008年，还在服役的王涛曾被派到西非利比亚执行维和任务，8个月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当地物资的匮乏，特别是农产品，几乎三餐离不开土豆。回国退伍后，他把南非作为自己人生的下一站，在南非的小型农场尝试成功后，他在纳米比亚稳定了下来。 

当过兵的王涛在对当地工人的管理上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时候要勤奋，休息的时候再休息。”每周一的讲评会都是王涛的动员大会，表扬、现场发奖金、激励具象化呈现，工人们都很拼，开农场的两年间，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懒散的有，朴实的也有。”

收获

熬过最初对生活的适应期后，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工作。

清货、摆机器、生产、组装床垫，2015年7月15日抵达卢旺达后，谢翱便迅速投入工作。两个月后，他的第一家店面正式营业。但生产出的床垫却根本卖不动，堆墙角的材料开始生锈，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少。谢翱严格限定了自己的生活费，每个月不超过300元。

卢旺达当地市场上售卖的通常是价格便宜的海绵垫，而谢翱生产的弹簧垫，虽然品质更好，但价格也更高，市场并不好。他有点待不下去了，在纠结中两次返回国内尝试别的生意，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他只能再咬牙出来试试。

回到卢旺达后，和一位华人朋友的饭局为他打开了局面，经这位朋友介绍，他终于卖出了17个床垫，这是他在卢旺达的“第一桶金”。

3年之后，谢翱拥有了自己的床垫工厂和一家小酒吧，做床垫生意两个星期挣到的钱，是以前他打工2年才能挣到的。他甚至开了一家传媒公司，把国内火爆的网络直播也带到了非洲。

第一次坐在镜头前，谢翱有些紧张、拘束，一场直播结束，网费花了近200元，收益却仅有2块。4个月后，一场直播的收入已经有400元。当然，直播的“主角”还是非洲当地人。他在自己的床垫厂张贴招聘“主播”的启事，一个月300块人民币的工资吸引来了8个人，经过面试挑选，“老王”、“三妈”、“马学友”成了谢翱手下的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