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伴随着经济新常态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逐渐进入到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稳中有进,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巨大。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速虽比上年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稳健的中国经济始终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源。但是,近来国际上一些舆论刻意唱空中国,妄言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导致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加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困难。近日,求是网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为我们分析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主持人:刘小畅 访谈嘉宾: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编辑:赵梦姣 刘玉冰(实习) 精彩观点: ■世界经济复苏疲软,没有中国经济6.9%的增长,世界经济难以想象。 ■我认为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不透中国,只是简单地把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拿去一看,用一些简单的理论公式一套,然后又很真诚地、大惊四座地告诉大家中国要崩溃了。 ■展望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点,为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构建新经济,最高决策层面临诸多挑战。 访谈实录: 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 主持人: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求是访谈》。大家都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是6.9%。虽然较去年来说是有所回落,但它仍保持了一个中高速增长势头。但是近年来国际上却有一些舆论,刻意去唱空中国,认为中国经济会有一个硬着陆,会拖累世界经的增长,甚至将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原因,也归咎到了中国的头上,想请刘老师简要地介绍一下目前世界经济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刘元春:世界经济从2008年出现大的金融危机、大的经济动荡以后,实际上步入一种分化平庸的状态,整体复苏乏力,同时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动荡持续出现,使得大家看到目前几大问题。第一大问题:世界经济传统增长动力已经出现一种衰竭;第二大问题:世界经济政策不协调导致政治冲突;第三个问题,由于经济疲软,导致汇率萧条、投资萧条和贸易萧条。这个状况集中体现在2015年世界经济的增速又出现一个新的低点。 中国依然是引领世界经济、引领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一个核心源泉。因此很多人就讲,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不是世界经济增速回落的一个核心点呢?那么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其实还依然达到40%。没有中国经济6.9%的这个增长,那么世界经济是很难想象的,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 “中国崩溃论”的出现主要源于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和不了解 主持人:基于以上您提到的国际大环境,您能不能给我们简要分析一下现在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崩溃论”的问题? 刘元春:“中国崩溃论”不是新鲜事物了,在历史上每隔五年左右就会重新出现一次。比如说1997年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中国要崩溃了。2002年的时候,日本财相和章家敦这样的一些美国学者都抛出了“中国崩溃论”。到了2008年、2009年,一些学者也抛出了“中国崩溃论”。2013年,一些美国的像克鲁格曼、希勒这样的一些大牌教授也抛出了“中国崩溃论”。所以你就会发现,一旦当中国经济有一定的波动和疲软,“崩溃论”的论调就会全面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现象,用不着过度地去解读它和关注它。为什么“中国崩溃论”老要出现?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头“大象”,它的一举一动的确引起世界各个市场上的一些变化,所以大家对它高度关注。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些波动就会有一种恐惧感,表达了很多投资者一种内心关切,特别是国际投资者。中国打一个“喷嚏”,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韩国就会“感冒”。对“中国崩溃论”进行一些深入的解剖之后发现,这些观点好像是表面上很有道理,很符合我们老百姓的一些感觉。但实际上,第一,他们没有看到我们过去增长三十年给中国已经打下了雄厚的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抵抗一些“小感冒”,因为它还很强壮。所以按照我们的分析,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它是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而不是最衰弱的时候。第二,他们不了解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把我们当成一个西方的一个简单经济运行体。第三,他们不了解中国经济本身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它的韧劲、空间、新举措。所以我认为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不透中国,只是简单地把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拿去一看,用一些简单的理论公式一套,然后又很真诚地、大惊四座地告诉大家中国要崩溃了。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持续贡献决定了自身话语权的提升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增长以后,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的时期,那么这个新常态它包括了结构、动能以及很多的方面。那么如果中国进入新常态时期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会有什么变化? 刘元春:我们进入到新常态,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动能出现转换。传统的经济增长几个核心动能,比如说我们讲的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已经过了拐点期,逐步在进行消退。我们的贸易顺差在未来可能会逐步地减少。世界分工格局、国际资本市场格局、生产格局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参与世界的层级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第一,我们依然是商品输出大国,在区域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我们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会引起其他主要货币的波动,甚至我们的资本项目的变化,也会引起美国金融市场剧烈变化。作为一个资本大国、货币大国参与世界的方式变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就会变。去年10月,中国加入SDR,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第五个加入SDR的储备货币,并且成为第三大储备货币,占SDR比重10.89%,这是标志性的事件。同时,在IMF的投票权也大幅度提升。通过“一带一路”、构建金砖银行、G20、APEC这样的平台,倡导互惠共荣,共享世界体系。利用我们的金砖银行、丝路基金,构建一种互联互通的国际基础设施的生产体系,为全球投资的振兴打下基础,来弥补传统欧美引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出现的一些短板。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拉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通过互联互通,使全世界复苏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台阶性的进步。这与传统的商务外交相比有质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在全球治理体系、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此,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也会发生很多变化。 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新引擎 主持人:中国如何在这样一个新常态的背景下,抓住世界经济这样一个机遇,实现自己的一个弯道超车,或者是实现自身的快速的发展,您认为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刘元春:全球专利近十年的增长速度下降很快,很多领域都出现了负增长。但是中国的专利这些年都是保持在15%以上的增长速度,出现“井喷式”状态。我国目前专利申请总数居世界第一,世界专利申请居世界第三,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我国有7200万科技人员,研发人员接近600万,这是一个大的生力军。同时,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后备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可以使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可以说,我国经济向中高端转移,从技术、人才两个方面都具备了条件。为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所构建的新经济,要涌现出来。同时,我们还要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形成多产融合的新发展模式。一方面,要通过“创新驱动战略”打造新引擎;另一方面,要通过转型升级焕发传统增长动力的基础,打造双引擎。美国有再工业计划、战略技术新兴计划,德国有工业4.0计划,整个欧盟有技术领先战略,日本也有类似计划。中国必须也要在这上面做足文章,同时发挥我们新兴举国体制的优势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优势,构建新的立足点。所以这几年很关键,但是这个关键期也要有一些平衡,短期稳增长、中期促改革和中长期新战略实施、新动能构建,要有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平衡实际上是对我们宏观调控者、战略制定者和经济治理的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很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