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华
不管官方和专家怎样解读“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在很长一个阶段内，只要贫富差距没有再进一步拉大，作为一名打工人，就觉得不错了。我也从来没有对这个概念抱有太高的期望。
在就业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过于激进地推动“共同富裕”可能会吓跑那些企业主。但“共同富裕”也要给大量的低收入阶层希望。然而在当下，一些工厂招人时候的工资都已经低至9元每小时的时候，我实在是看不到太大的希望。让“资本家”让渡利润太难了，更何况在他们也很艰难的时候。
在国内，边际个人所得税已经高达45%，这让一些高收入阶层已经苦不堪言。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在全球也是非常高，很难看到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作为一名普通人，最期待的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毕竟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其实只要能够在发展机会上做到平等就足够了。
共同富裕自去年提出以后，社会上的争论非常多。我看到政府在这方面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出台比较切实的行动方案。在明确共同富裕到底应该怎么做之前，政府出台政策会比较谨慎。
如何界定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自2021年提出之后，出现了很多说法。网上有一些极端言论，例如说应该重新回到1956年那种国有化。这样的极端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在企业家群体中。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想法。
第二种说法认为，共同富裕应该像以前一样把蛋糕做大。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不断做大蛋糕，大家都获益。但这次提出共同富裕，我认为不仅仅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还有蛋糕如何分的问题。
还有一种说法，共同富裕就是要壮大中产阶级队伍。这个说法看似有很大合理性，也比较契合中产阶级的想法。但问题在于，不管中产阶级队伍多么壮大，总是会有一些人的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增速，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很大。
在我看来，共同富裕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让所有民众都以同等的方式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
什么叫“同等的方式”？要在民众的收入能力和收入机会方面尽最大可能拉平。如果我们能做到所有民众以基本相同的方式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那结果就是民众能够以基本相同的增长速度来提高收入。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到结果，去把收入拉平，因为那会使民众的积极性大幅降低。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张力，微观层面希望奖励贤能，宏观层面则要求社会更加平均。怎么办？就需要投资每个人的能力，给予每个人同等的机会。每个人的能力都提高了，每个人的机会都相同了，每个人就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最后实现平等。这样的社会才是良性运作的社会，同时也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
怎么提高每个人的能力呢？在当今社会，教育是第一要务。我们注意到，仍然有大量农村青年没有读高中。没有读大学的年轻人中很大部分也是在农村地区，很多人甚至高中都不读，最多上职高、技校。我们做过研究，发现上职高、技校的孩子绝大多数这一生都锁定在低收入工种、低收入行业。事实上，职高教育已经成为阶层锁定的工具。我们调查发现，上职高、技校的孩子中90%是农村孩子。
当教育有这么大差距的时候，想做共同富裕的难度非常大。很多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上升最快的阶段是高中和大学，而初中教育只能低端就业，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很快会被AI、自动化替代。要想在中国未来社会立足，需要至少拥有高中或大学教育水平。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是当务之急。我认为最佳状态是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把九年义务教育改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不用“小升初”、不用中考，大家平等地都上十年学。17岁毕业后根据大学专业的不同，可以再上一年大学预科。17岁毕业之后再分流，可以选择读本科、专科、技校（含中专），或就业。现在的情况仍然是初中毕业就要对孩子们分流，孩子们还不懂事，家长们也不甘心，但17岁读完高中，孩子就会更加成熟，他们已经有能力意识到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自己的责任。
优化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应保障我们能建设一个效率与公平兼备的社会。一次分配应该遵循按要素分配的市场原则，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基本经验之一。没有按要素分配，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因为就无法调动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二次分配是再分配，要以社会主义目标为导向，投资每个人的能力建设，即教育、培训、基本福利等。
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最具争论的是“三次分配”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错误的，不应该有三次分配的说法。分配一定有主体，一次分配的主体是企业，二次分配的主体是政府，三次分配的主体是谁呢？显然是错误的。所谓三次分配是企业捐赠，那就不是“分配”问题。企业家捐赠的目的是什么？救助贫困、繁荣文化和艺术等，通过回馈社会实现个人抱负，这是企业家自愿去做的事情，不是分配。我们可以从税收、声誉机制等各方面鼓励企业家捐赠，但一定要让公益和慈善捐赠回归到人人自愿的初心，而不是强制分配，这才是极其重要的，否则会严重打击企业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影响共同富裕的水平和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