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华
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劳作的价值。
周华诚，作家、出版人。2014年，周华诚发起“父亲的水稻田”项目。之后，创作出版了一系列与农耕、江南生活美学主题相关的书籍。
“父亲的水稻田”，原本这是一件为父母、为村庄而做的事。从第一年开始，邀请生活在城市的人和我一起，走进家乡的农田，感受春种秋收，记录农耕生活。到现在，这件事已经做了十年了。
和稻友一起插秧。
因为这片田，很多朋友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浙江西部的小山村，我们互称为稻友，因一株株水稻而结缘。曾经安静的村庄热闹起来。
因为这片田，连接起了曾经断裂的城市和农村，也让我更理解以土地为生的父亲；让更多人在体验传统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在感知土地的意义。
消失的犁耙
这个叫五联的村庄，是浙江与江西交界的常山县天马街道的一个行政村，也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小时候，我就在村小学读书。每天清晨，我们穿过稻田，过一条河，爬一道山岭，走三四里路去上学。后来我去了离村子三十里路远的镇子上读初中。再后来，我到了离家六百里的杭州读书。
我从这里走出去，从村庄到镇子再到城市。我长大的过程，就是离村庄越来越远的过程。
我的父亲，周全仔是一个农民，他种了一辈子的田。五联的田埂规模不像平原地区那样辽远阔大，但是一丘丘水田高低错落，间杂有致，是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样貌。我们这里的农民，像我父亲那样，历来是以种田为业。
记得小时候，每个暑假，我都要帮家里人下田、干农活，那对小孩子来说，简直是苦不堪言。当我们在田间挥汗如雨几乎快吃不消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一辈子下田！
咬咬牙，继续干。但心里知道了，一定要努力读书。所以，我们读书的目的也只有一个：离开稻田。
村庄里的少年，学习成绩好的，考上了大学，成了城里人，再也不回来了；学习成绩不好的，没考上好大学，就进城打工去。
自从我在杭州工作，居住在村庄的父母便成为我与乡村唯一的纽带。
2013年回村看望父母时，我发现自己熟悉的乡村正在飞快逝去：老家的田地大多数都抛荒了，长草了；人们的脸上也渐渐没有了往日的恬静。为了挣钱，村庄里的青壮年劳力，都进城市打工。留守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
能种田的人少了，会种田的人也少了。那年冬天，父亲带我去寻找村中的犁田佬。
应中良，从十八岁开始扶犁耕田，在2013年的冬天，放弃了他操持一辈子的手艺。我去他家中，才知道这个65岁的犁田佬，刚刚卖掉了他的四头耕牛。留下的几件家什，犁、耙、耖，被堆弃在空置的牛栏里，已经积上了一层灰。
从分田到户开始，一年又一年，应中良是村庄里种田农户最缺不得的人：从每年3月尾巴上，准备打秧田开始，他就要赶着他的牛，在一丘又一丘水田里来来往往。犁田，耙田，耖田，人牛密切合作，共同把一百多亩稻田深翻细耕、耙碎整平。人和牛的日子总是排得满满的。一直要到农历六月，才能有稍事喘息的时间。
像应中良这样的犁田佬，那时有四五十人。最辉煌的时候，应中良养了六头牛，上过我们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找到马岳云的时候，他正在田里做事。这是一个中年汉子，有一张因长年劳作而被晒黑的面孔。他脸上的皱纹也已很深。马岳云说，现如今，只要有点本事、有点力气，人都情愿进城去打工，就算是做粗工，也比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强。
一年又一年，马岳云没有离开村庄，因为他有个智障的儿子，他没办法离开家和别人一样进城去打工。他只能依靠犁田这一门手艺过日子，以便闲暇时能更多地照顾到家里。
犁田的价格，从最早的一亩八元钱开始，一路涨到七十元、一百元，2013年的价格是二百四十元。一年中，马岳云最多能耕一百二十亩田。算下来，耕田的年收入，不到三万元。
而养牛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年365天，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除了耕田，还要放牛。对牛的照料，一天都不能落下。
在我家边上，还有一个外号叫“老虎”的村民，曾经也是一个犁田佬。他头戴斗笠，身着蓑衣，肩负犁铧，与大牛小牛一起行走在烟雨朦胧的田间小道上。这是我记忆中诗词的意境。可惜，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从这个村庄消失了。
与场景同时消失的还有村里的牛。
种田的人日渐减少，我们这个村庄的犁田佬也变得资源过剩。于是，很多原先的犁田佬开始放弃这一行当。
他们把一头耕牛卖给牛贩子，能换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牛贩子把牛杀了，卖肉。村子里的几十头耕牛，绝大多数都卖到了牛贩子手中。
应中良原本想让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回村，把耕田这门手艺传给他，同时，也把自己的四头耕牛交给儿子，但是儿子不答应。最后，他只好把牛卖给了牛贩子。最小的牛崽不到一岁也只得交给牛贩子宰杀、卖肉。
马岳云的这头耕牛，跟了他十几年，他舍不得卖。
“下一代再没有人会犁田了！”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全村就再也没有耕牛了，也不会再有人耕田了，沉重的犁、耙、耖再也没有人拿得起了。
父亲的水稻田
于是，我决定回家种田，发起了一个名叫“父亲的水稻田”项目：花一年时间来全程记录父亲在老家用古法种植生态水稻的过程，并邀请城市人和他一起到父亲的水稻田里体验插秧、耘田、收割。
父亲的水稻。
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反响很大。我把“父亲的水稻田”的大米价格，定在三十元一斤。我一直认为，正是农耕劳作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估，才会让农民离开土地。
三十元除了一斤大米的回报，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值”：比如，通过网络分享稻田全程种植记录，一起见证从一粒种子到一捧大米的过程；分享水稻和农具的相关知识；还有一张父亲亲笔签名的“我们的水稻田”明信片。
对于预订十斤以上的支持者，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水稻田感受插秧、收割，二十斤以上则还能分享粮食烧酒。
“父亲的水稻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大家订完了。那些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南海口，北到东北三省，西到贵州遵义，东到东海之滨，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是我根本不认识的。
种田，就这样开始了。早春时候，我带上女儿，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田是“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不大，只有不到四亩。我也跟在耕田佬后面，拍他怎么犁、耙、耖，采访记录写了十几页。
我想跟父亲一起种田，去重新体验身为农人的劳作，想把父亲怎么种水稻的这个过程细细记录下来，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得上对即将消逝的农耕的挽留。
在种田的同时，我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我陪父亲一起种田，想让更多的城市人关注我们的土地，也想让更多的孩子知道水稻是怎么生长的，大米是怎么来的。
这个公众号里推送的东西，都得跟稻田、农村、植物、土地和我们的生活有关。这里有一份都市人对于农村的情怀与守望，也是对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诗意表达。
一年又一年，我们的水稻生长得很好，几百位参与者和支持者都能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平台，获知水稻的生长和农事的劳作情况。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召集过一次次插秧、收割活动。年幼的孩子跟随大人一起，来到我们的稻田，与土地亲密接触，体验劳作的价值与美好。
现在，人们捧着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有时间从手机里抽身出来，去与土地来一次亲密的接触，与大地发生更多的联结。
“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不仅是我个人的一项村庄记录行动，更可以视作一个小小的村庄试验项目。重要的一点，还能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
像我父亲这样的农民，他可以把田种得非常好，但是耕作的价值却得不到体现。
父亲曾经也有过跳出农门的想法，但是一辈子，终究没有跳出去，农事和生活的界限是难以分清的。
所以到我这一代，他就寄予希望，让我走出村子，扔掉锄头棒。他靠着种田将我们培养出来送到城市，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农民而骄傲。
我觉得这是农民的普遍心理状态。没人会认为农民是匠人，哪怕各行各业都有，做手工艺的人都变成非遗传承人，但种田却很少有人认可。
我希望通过“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去重新看待劳动，重新看待乡村，重新看待农业价值。
农耕里的哲学
从耕田、备种、催芽、播种，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扬花，再到成熟、收割，父亲遵循着一辈一辈农民传下来的古法，种着水稻。自己用温暖的大缸给种子催芽，春天里来播种，秧苗长好了去插秧，田里有了杂草人工耘田，有了虫害用最少量、无残留的药水治虫，夏天去灌溉，等水稻成熟了用镰刀去收割，用打稻筒脱粒……
古法种植水稻，也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种田方式。这些劳作的方式里连接着一种传统农耕文化，它可以是精耕细作，可以是应时而耕，也可以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生活美学。
村民劳作。
藏在农耕里的哲学需要一些仪式来展现，比如插秧的时候，弯着腰，跟土地连接，你才能体会到脚踩在泥土里的感觉，体会到充满劳累的劳作会给人身体上带来什么。
耘田是水稻耕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担负着扶苗、除草、松泥、拔稗、均匀肥料等诸多任务。通过耘田的工作，促使水稻苗茁壮生长。
耘田也是父亲教给我的诸多活计里的一样。父亲说，两腿叉开，我把两腿叉开，踩在禾苗的间隔里。在我的两脚之间有两行禾苗，父亲弯下腰，让我学着做：他把手掌弯成耙状，把每一棵禾苗四周的田土耙一遍。我照做了。
俯身向禾苗，这是对水稻一种恭敬的态度。当我偶尔抬头，每每发现自己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远远的绿色的稻田中间，只有父亲和母亲俯身的背影，那么低，一直隐到禾苗的绿色中去。后来我居然看到，有的地方耘田还有跪着的。双膝跪在禾苗中间，一边耘田，一边前行。
每到插秧时节，我都会召唤稻友参与劳作。借着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见识一下水稻。这样，孩子们也就知道，水稻在土地上是什么样子。
从来没下过田的小女孩，因为感到“脚踩泥浆不舒服”不肯下田，然而不一会儿就在大人的带领下慢慢探下脚去。也有小朋友感到插秧又累又热，所以发出“农民伯伯很辛苦”的感慨。虽然秧苗插得“差强人意”，但活动的目的达到了，年轻人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与美好，并明白了“饭是怎么来的”。
如果不是到田里，我们是不能理解脍炙人口的《插秧偈》中“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的哲学。如果不是到田里，我们也不能理解传统文化中“一日不作，百日不食”的道理。
等到收获季节时，稻友们又如期而至。他们扛出沉重的打稻机，在父亲讲授收割注意事项和安全事宜后，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成年人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父亲教到：大概要七八株稻子合为一个稻把，这样稻把的大小，宜于脱粒；一个稻把割好，在田里放平时，用稻叶顺势卷一卷，这样方便搂稻把操作；一个稻把与另一个稻把，交叉相叠，形成稻堆，这样也方便打稻机拉到稻堆跟前……
真要说起来，这里头学问就太多了，每一处细节，都值得讲究。即便是割稻时一个手势，稻穗向上举或向下垂，一个稻把摊平落地的轻或重，都可以显出你对于这稻谷的态度。稻穗向上举，稻把容易弄乱，而向下垂，一根根稻穗可以井井有条；稻把落地时，若力量太大，很可能把成熟的谷粒震落田中，无谓浪费，轻轻放下，则可避免这样的损失……
不过，我也发现来参与收割的朋友们，因为技术不过关经常是割一把，就落下好几穗在田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父亲等大家散了，在田间细心地拾稻穗。只有农人才真正知道——粒粒皆辛苦。
父亲俯身拾稻穗的身影，一下打动我。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在收割过后的田间，在打过稻谷的稻草堆里，细细搜寻一株一株被遗落的稻穗。我相信拾穗的人其实是在弯腰向土地致谢。
“秧、稻、谷、米”的演绎，在大地上年复一年，漫漫无尽。从插秧到收获，这几个月的劳作历程，让我们看到一粒稻谷的生命历程。对农耕文化敬仰的种子，希望能在孩子们的心中落地发芽。
在参加项目前，稻友们对下雨这件事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有一年，我将稻田被淹的照片发到微信上，每天都有十多位朋友留言，问雨停了吗，问水退去了吗，问秧苗还有救吗，问如果真的被淹坏了要怎么挽救。
如果真的被淹坏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只有拔了，重插。花费了人力不说，还耽误了时节。
庄稼，是耽误不得几天的。种田这件事，跟老天总是关系紧密。
父亲每天都会听天气预报，在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要关注着天气变化。阴晴雨雪，牵动着每一个农人的心。
有一年，天气预报说会有一场大的阵雨。他担心大雨把秧地冲毁，傍晚，天色都黑了，他又去田里，用薄膜在秧上覆了一层，弄到很晚才回家。
与天气的战争，要这样一直延续。直到稻谷收割，晒干，收进仓库。雨多了，要涝；晴久了，太晒；持续阴雨，不利于水稻的生长；哪怕是丰收了，即将收割，连日阴雨，也会让稻子来不及收获，在地里发芽。
以前，我在乡下生活，常听到农人把一句话挂在嘴上，“谢天谢地”。种了田，才真正知道“天”和“地”对农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三十回乡
在经营“父亲的水稻田”项目一年后，我从工作多年的《杭州日报》离职。这出乎许多人意料，尤其是我的父亲。
他很不理解，一开始我跟他说我要回家种田。他说好不容易出去了，怎么还回来种田，一点钱都没有。他会说，我最好不要跟村里人说没有工作，不然他们会觉得你在城里待不下去。
一开始，父亲不理解我的回乡，就像我之前不理解父亲的进城一样。
刚到杭州的两三年，我要把父母接到城市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父亲住了两三天就不习惯了。他住不惯高楼，也不喜欢城市里的平淡人情。他无事可做，整天发呆，他说这样下去人都要变傻了。
尤其是我母亲，她会对着窗户、门口发呆。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们为什么待不住？他们说家里几只鸡或者家里还有点儿田，或者还有种下的番薯要挖了等等，总之是有事情等着他们去做。
我们离开了乡村，父母也没必要再继续留在乡村，那时，我觉得乡村是可以被抛弃的。更何况，大米、蔬菜，在城市里花一点儿钱都能买到。
等到我回乡后，我才知道，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是离不开他的土地。父亲是有土地情结的。他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现在退休了，还有两千元的退休工资可以领。可是，他的身份终究还是农民，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土地。他看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荒了，长草了，比谁都着急。
种田之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从杭州开车回老家，路上要三个小时。原先两个月左右才回一趟老家，种上水稻以后，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回家一趟，有时一个多星期就回去，向父亲了解农事的要点。
我也逐渐明白乡村生活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我在田里的时候，开始感受到那种宁静、那种自在状态。那是与城市里快节奏工作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与城市所强调的高效快速不同，作物的生长有其时节，早一天不行，晚一天也不行，具有一种缓慢的力量。
因为开始种田，抛却城市的浮躁，我在简单的劳作中体会到久违的宁静。在田里干活，拿着锄头一下一下去锄地，然后出一身汗，哪怕很累，晚上回到家里，也很舒服。因为这是农民一天的劳动，就像我自己写作一样，你认真地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内心也很充实。我觉得这个是父亲劳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会让一个人感受到很幸福。
我开始理解父亲，父亲也开始理解了我。
当我慢慢带领很多人回到乡村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请教他开始叫他校长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价值感被激发出来。他会在三四十个人面前，教他们犁田、耙田、插秧、收割。
“父亲的水稻田”已经十年了，一些城市稻友开始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缓慢的力量，有的人开始画画，很多人开始写作，有十几位稻友出了自己的书。
“父亲的水稻田”不仅滋养了一些漂泊城市的心灵，也吸引着对农村有同样情怀的人回来。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不切实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加上许许多多天遥地远的朋友们的精神鼓励与实际支持，使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来。当然，我很庆幸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了。我为此感到自豪。
我常和参加劳作的稻友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两块水稻田，一块在地上，一块在人的心里；我们在土地上种的是粮食，在心里种的是文化。这种文化是来自传统农耕文化的重新表达和重新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