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华
回归25年，香港正在寻找经济发展的下一步落脚点。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改革开放之初的内地，香港利用自身资金、技术以及面向国际市场的优势，以珠三角为阵地，利用内地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经历过一轮“北上”，双方以制造业为纽带密切合作。
如今，面对在经济总量上已然超过自己的深圳，香港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探索全新的合作模式，而这不仅事关香港经济下一步的落脚点究竟何在，也关系到内地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25年来，香港不断融入内地的同时推动内地开放的格局并未改变。
深圳河及两岸的香港（左岸）和深圳。图/视觉中国
香港向北
2021年10月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大篇幅提及“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这被认为将打破香港“南重北轻”城市发展格局。
百年来，香港的重心为维多利亚港两岸，以香港岛与九龙为主。相比之下，毗邻深圳的新界北部一直保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但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南部，却分布有罗湖、福田、南山等核心区域。深圳河两岸城市形态存在明显差异。
在香港特区政府层面，几次提出开发新界北部，2007年发布的《香港2030》中，将位于新界北部的古洞北、粉岭北、坪萱/打鼓岭、洪水桥定为优先发展区。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提出，香港需要超越传统的“新市镇发展”思维和区议会行政界线的空间概念，把与深圳相邻的新界北部地区完整地整合为北部都会区。但外界更为关注北部都会区会不会仅仅是扩大版的新市镇、新发展区？因为包括古洞北等在内的新发展区，以及早期的荃湾、沙田、大埔、屯门等新市镇在内，都是港府在北部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尝试，但缺少配套产业，基本成为“睡城”，没有实现职住平衡。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曾撰文提出疑问，“设立北部都会区到底是为了促进新界村镇建设，分散市区人口，解决住房问题，还是要建设香港的国际创科新城？”他认为，新界北要建设成为香港的国际创科新城，这个定位必须清晰明确。乡村建设、环境保护、缓解住房问题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需要围绕其核心定位规划。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已经明确，发展北部都会区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载体便是新田科技城。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应对深层次矛盾的综合解决方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如此定义北部都会区之于香港的意义。“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包括三个问题：首先，住房资源紧张，房价高企；其次，年轻人流动性较差，阶层固化；再次便是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
为什么称北部都会区为“综合解决方案”？郭万达列举了发展策略中的几个数字：北部都会区面积300平方公里、新增92万个住宅单位、容纳250万人口、新增65万个就业岗位。“从这几个数字不难看出，北部都会区意在解决住房、就业等多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香港产业结构失衡问题，6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中，15万个由科技创新产业提供。”
前述深层次矛盾的背后原因是香港产业结构失衡，即产业空心化。“香港产业格局为‘两头大、中间小’：一方面是金融业发达，从业者收入较高，但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有限。另一方面是物流业、商贸业发达，能够吸纳较多就业人口，但是从业者收入偏低。缺少制造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产业，导致年轻人即使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也只能投身金融业或是商贸业。”郭万达说。
其实，香港回归后一直希望发展科技创新产业，首任特首董建华曾在1998年邀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田长霖出任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足见决心。但郭万达认为，港府此前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主要受制于空间有限。两个标志性项目便是数码港和科学园，数码港交由地产商操盘，最终供给科创产业的物业面积不足15％。“科学园也仅有十几栋办公楼的容量，即便如此，效果在近几年也逐步显现，办公人数达到一两万人，并孵化有独角兽企业。”
此外，近几年另一个标志性项目便是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科创园，即使建成，占地也只有87公顷。而在北部都会区的设想中，港深创科园与落马洲/新田一带地方，将会被整合为新田科技城，当中与创科相关的土地估计约有240公顷，与深圳河北岸面积超过300公顷的深圳科创园区基本相当。
弥补产业短板，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向北拓展发展空间是关键一招，但并非全部。
林郑月娥坦言称，目前北部都会区只是概念，政府花了三四个月做大量工作，又邀请规划署前署长凌嘉勤担任顾问，尽管完成北部都会区或需20年时间，但任何一届政府都应依照该轨迹进行。
如何成为科技创新中心？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强调，要令“再工业化”植根香港，并与深圳以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相辅相成，使创科成为香港新经济动力，成就《十四五规划纲要》下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要实现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目标，香港离不开与深圳合作，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郭万达认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对接深圳科创产业的重要载体，深圳的科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可以与香港的科研对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拥有五所QS百强大学的香港确实在基础科研领域拥有优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香港在制度规则、市场成熟度、创意产出等细分指标中独具优势。
“香港科研在人工智能与生物医疗领域较有优势，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密集投资的方向，2018年港府曾投资110亿元支持科学园分别建设人工智能和生物医疗研发中心。”一位香港高校人工智能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此前科技成果转化较弱，主要受制于市场需求不足。“如果一位投资者面对深圳和香港两个项目，必然倾向于选择前者，因为其背后是14亿人口的市场，而香港本地的市场容量只有几百万规模。”
在他看来，一个项目的研发阶段可以在香港进行，而量产阶段可以放到粤港澳大湾区内的9座城市进行，并完成market testing（市场测试）。
而实现这样的转化无疑需要更多的平台。6月14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南沙定位为粤港澳合作发展三大重大平台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
广州市政府在 2021年4 月成立“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有咨委会成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于另外两个平台，南沙面积更大，达800多平方公里，其中自贸区的面积就超过60平方公里。“咨委会的目标就是促进南沙与港澳合作，特别是科技产业合作。”
在《总体方案》中，科技创新产业合作也被着重提及，位列五大重点任务之首，重点指向两个方面，一是携手提升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二是推动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给出的政策优惠包括将对先行启动区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按程序制定优惠产业目录。
“此前，横琴、前海对鼓励类产业已经采用15％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对南沙来说，‘针对先行启动区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可以拉平与这两个平台的差距。对于大湾区来说，这样可以进一步快速集聚创新资源，建设创新发展高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王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科技创新方面，国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中，北京怀柔以基础研究为主，上海张江以开放创新为主，而粤港澳大湾区以成果产业化应用为主。方案中，南沙突出“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是为了在科技成果转向产业化应用方面先行先试，在跨越成果与产业间的“死亡谷”方面进行探索。
“9座城市，甚至下辖行政区，都对于设立与香港高校对接的科技园区表现出兴趣，纷纷到香港高校‘敲门’，目前的阻力在哪里？地方政府给钱、给地只相当于‘开大门’，但还需要‘开小门’，例如细化到对如何在当地申请营业执照进行指导。”前述香港高校人工智能学者告诉记者。
而实现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在科创产业的合作，不止于吸引港人、港企到内地发展。“2021年前海合作区扩容肯定意味着给香港的企业、年轻人提供了更多机遇，但对于他们来讲来到前海仍然属于‘离港发展’，下一步是如何实现‘在港发展’。通过正在规划中的位于洪水桥的铁路，北部都会区与前海合作区可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未来两个区域要进一步融合，从而实现‘在港发展’。”郭万达说。
这就涉及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数据过河、资金过河⋯⋯在接受采访时，前述人工智能学者多次提及“过河”二字。所谓的“河”，既指将内地与香港分隔的深圳河，更指目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存在的种种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
一个例子便是包括国家和内地地方政府科研经费在内的资金如何“过河”。在2017年特首的“施政报告”中，曾提出一个目标，在当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将香港研发总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即研发开支比率，由0.73％提升至1.5％，但直到2021年，这一比率仅为0.99％。不足1％的研发开支比率，远落后于内地整体数据，遑论在2021年已达到5.46％的深圳。
“粤港澳大湾区确实为香港科创产业创造了很多机遇，资金、命题、场景都在增多，如果可以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研发开支比必然进一步提升，但首先要让资金‘过河’。”前述人工智能学者告诉记者，这个问题看似容易，但也是在经历多年推动后才得以破解。
2019年2月对外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粤港澳设立联合创新专项资金，就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允许相关资金在大湾区跨境使用。
前述学者表示，“因为财政与科技是两个体系，财政方面一度认为不能单独为科技部门的资金往来‘开门’，遇到洗钱该怎么办？所以就设立了创新绿色通道，甚至指导香港科研人员如何申请内地科研经费。如果再看得远一点，这其实是利用科创产业这一平台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
双向开放倒逼制度创新
如果香港要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内地发展，就意味着各类生产要素要更好地在两地间流动。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内地面向港澳的开放也在渐进推进，比如可以探索率先实现科技市场一体化，优先实现人员、资金、设备、数据等在科技领域开放。”一位长期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对外开放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港澳就充当了特殊平台，反过来看，如果无法做到面向港澳的制度性开放，遑论面向全球的制度性开放，因此面向港澳的开放也是在为面向全球的开放做准备。
2021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下称“方案”）正式公布，前海合作区地面积扩大近八倍，由原先不足15平方公里增至120.56平方公里，基本与港岛和九龙面积总和相当。
“前海扩容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制度性开放扩容，本质是内地对于香港制度性开放的提升。”郭万达认为，制度性开放就涉及内地与香港的软联通，即规则、标准、法治等领域的联通。“比如一名香港建筑师是否能在大湾区提供服务，就涉及对他建筑师资格的确认，有时标准互认牵涉诸多细节，比如内地认可公章的法律效力，而香港认可个人签字。”
而方案中对于金融业跨境联通着墨甚多，如与香港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跨境使用、外汇管理便利化等领域先行先试。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员任志刚也指出，方案是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高速公路”，金融商机能从大湾区的7000万人口辐射至全国14亿人口，有助打通两地资本流动、资金融通渠道及金融基础设施联通等。
郭万达表示，金融本就是软联通的重要组成。“内地与香港金融业的联通最终要追求制度性开放，而当下金融业联通更多采取管道开放的形式，如沪港通、深港通、理财通、债券通等，希望通过更密集地部署这样的管道，增大其流量，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业联通。”
这种管道开放的最新案例便是去年10月落地的跨境理财通，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和港澳投资者，通过区内银行体系建立的闭环式资金管道，跨境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投资产品或理财产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有序推动大湾区内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跨境交易，不断丰富投资产品类别和投资渠道，建立资金和产品互通机制。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有人流、物流，却没有资金流，就很难活跃，而资金流最难监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香港资深保险业人士容永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合法、有序地做到这一点是关键。“我当然希望将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大家能到处跑，我们能够到内地卖保险。但其牵涉的问题比较复杂，短期内难以实现，三地的监管、司法、货币等均不相同。”
而能否通过香港与内地金融互联互通将金融业服务对象进一步拓展到内地，也关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别是近年来香港正面临新加坡的挑战。
“新加坡确实分流了一部分香港的金融业人才和机构，但是仍然难以与香港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郭万达认为，新加坡近年来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与期货市场上发展迅猛，但在股票市场和离岸人民币市场上仍然无法与香港相比。但是值得担忧的趋势是一些企业总部开始向新加坡转移，“而且美日欧的一些高端制造业企业也在新加坡落户，其经济总量中仍有超过五分之一来自制造业，使得新加坡可以打造更好的金融生态，所谓金融生态指金融业要有服务对象，而这正是香港的弱项。”
前述香港高校人工智能学者告诉记者，有观点认为，一家科创企业在内地同样可以融资，但融资并非单纯“给钱”，围绕科创产业的金融支持是一整套概念，一家初创企业可能并不缺少技术，但缺少市场推广、包装经验，如果要着眼于国际市场，就需要有国际经验的人，而这正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评价：
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均GDP达4万多美金，当之无愧的东方之珠，华人之光。香港以其自由与法制，开放与包容，发达的教育、金融、娱乐、医疗、媒体和交通等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在大英帝国150年的统治之下，香港继承了英国的现代民主制度，形成稳固的三权分立，保障了自由港的屹立不倒，使香港成为全球少有的“自由港城”，美国传统基金会1995年至2019年曾连续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无论是作为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港口而言，它的光彩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是无可匹敌的。
但随着疫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高房价问题尤为突出，成为港人心中最大的痛。民众收入这两年也在下降，香港上层精英纷纷跑到内地来发展，导致原本繁荣的影视业、娱乐业等快速凋敝，人才断层现象明显。
香港回归即将25周年，对于即将开启的武官治港时代，之前遗留的问题可能会更加显著，两种政治模式切换带来的后遗症可能会继续冲击香港未来发展的能力与潜力，而经济上可能更偏向于财富的二次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因此未来香港发展的前景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至于说新界大开发战略，真正的香港人基本只认可香港岛和维多利亚港北岸很小的区域，他们并不会认为新界还是香港，即使开发了，配套措施不齐全也吸引不到香港人。我认为真正的工作还是得把香港岛和九龙治理好，让香港人归属感更强，更安心待下来，开发新界意义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