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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娱乐圈顶流流量小生，居然因为涉及强奸案被当场刑拘，这么劲爆的新闻，在娱乐圈史上是要跟“艳照门”相提并论的，真是美剧都不敢这么演。吴亦凡“塌房”，塌得彻彻底底，其背后的影视资本方和品牌方不得不说是赔得血亏。这可能对以后的影视全是个教训，盲目跟风顶流，为的就是流量明星背后的粉丝，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偶像一旦出现丑闻，投资方会遭遇更加猛烈的反噬。
7月31日晚10点30分，平安北京朝阳在微博发出了一则情况通报：针对网络举报的“吴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经警方调查，吴某凡（男，30岁，加拿大籍）因涉嫌强奸罪，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
随后，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转发了此消息，并直接点名吴亦凡称“法律面前没有顶流”。
一位律师表示，从通报情况看，吴亦凡是被刑事拘留，意味着他有可能面临最长37天的拘留。而这37天，也是律师为其辩护的最佳黄金时间。微博大V江宁婆婆，即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王海丁则直言，“北京警方又不是傻子又不是饭圈，他们要没有板上钉钉的证据十足的把握敢办这个案子发这个通报吗？”言外之意，警方可能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而在一周之前，即7月22日，北京警方曾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坐实了爆料女子都美竹的部分言论。此后，路易威登（LV）中国区官博也宣布与吴亦凡终止合作，至此，吴亦凡代言的所有相关品牌全部与其解除合作关系。
这也意味着，流量明星吴亦凡和19岁女生都美竹的“世纪决战”，有了初步结果。而从“顶流”下坠为资本的“弃子”，吴亦凡这一次是真的没有机会了。
是谁制造了“吴亦凡”？
实际上，平安北京朝阳这则通报微博发出仅半个小时，点赞量就超过了450万。其真实反映着吴亦凡作为“顶流”的流量水准。
在都美竹发布的“讨伐”吴亦凡的文章中，也有这样一句话：“资本逐利催化畸形饭圈文化，导致你走到了今天。”
偶像经纪的流量思维，也正是由资本与互联网带来。而吴亦凡的走红过程中，传统影视公司、互联网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14年，作为韩国偶像组合中的知名艺人，吴亦凡与鹿晗、黄子韬、张艺兴四个人先后回国发展，此后便被人们戏称为“归国四子”。
吴亦凡更是以男主角身份空降徐静蕾导演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并由此与京圈著名人物王朔有了关联。
但真正让吴亦凡在电影圈站稳脚跟的，则是京圈另一位大佬参演的作品，即冯小刚主演的《老炮儿》，这部作品此后被人们评论为吴亦凡的演技巅峰。
2016年，是资本与影视行业纠缠最为复杂的一年。这一年，吴亦凡主演的《夏有乔木，雅望天堂》（1.56亿元票房）、《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3.36亿元票房）、《爵迹》（3.82亿元票房）等多部流量电影相继上映，不过，三部影片的豆瓣评分均在5分以下。
但吴亦凡却成为了流量神话，此后又作为男一号出演了周星驰导演电影《西游伏妖篇》，该部作品收获了16.52亿票房。
正是这一系列作品的推动，吴亦凡背后站着的资本也越来越多。
除了耀莱影视、文投控股，出品《中国有嘻哈》的爱奇艺与出品剧集《青簪行》的腾讯视频，也相继成为了吴亦凡的流量推手。
曾几何时，“超级女声”开启了“全民选秀”模式。但吴亦凡们才是将国内娱乐产业带入了“流量偶像”时代的人。直到创造营101和偶像练习生等选秀综艺的爆发，国内的偶像产业开始形成了一条趋于成熟的资本“造星”、粉丝打投、商业变现的产业链条。
2016年，小G娜曝出和吴亦凡的“约炮门”事件，但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吴亦凡来说，这件事情迅速平息，并没有激起更大的水花。
实际上，对于资本而言，流量艺人就是票房和收入的保证。
2018年的“创造营101”和“偶像练习生”，开启了国内流量偶像造星的全新模式。国内的娱乐经纪公司们走上了全面模仿日韩造星模式的道路，助推新人“练习生”们成团，积攒粉丝和人气，然后走上变现之路。
这是更加疯狂的“刷数据”时代的开始。因为偶像练习生走红的蔡徐坤，在其出道的24小时内，节目微博热搜超过了90个；当时他一条发布新歌的微博，在9天内就被粉丝转发了上亿次。
当时的农夫山泉冠名了《偶像练习生》，粉丝想要投票就必须开通爱奇艺会员或购买农夫山泉维他命水。节目结束时，农夫山泉的线上销售额增加了500倍。
对于艺人流量的商业化变现玩法也出现了变化。艺人的粉丝数量和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代表了他们的“带货”能力。粉丝本身，也开始成为了粉圈经济中最直接的消费者。
一位粉丝追星应用的创始人曾告诉AI财经社，社交媒体的发展、粉丝的互动欲望、平台对粉丝经济的推动，都促使这一现象发生。各品牌方和艺人合作后，也会给出产品推广和销量的指标，留给粉丝们“解锁”。同时，其还透露，艺人和部分品牌的合作时间，也开始越来越越短，甚至缩短到以季度为单位。
“造星”已经不再是明星通过表演或作品等吸引粉丝，“偶像”也不再仅限于选秀综艺打造唱跳组合。在资本的推动下，无论是选秀、参加综艺，还是参演电视剧，艺人是通过定期曝光、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造势，聚集粉丝，再快速实现商业变现，成为一条固定的“造星”路线。
立足于偶像艺人粉丝“选秀打投”模式的追星“饭圈”文化，也逐渐成型。
偶像产业，商业利益至上
国内的偶像制造产业，发展历史不长，规模却不小。根据艺恩咨询的调研报告，2020年国内偶像产业总规模或超1300亿元。仅在2020年，国内就推出了17档偶像选秀类综艺节目。
2018年爱奇艺推出《偶像练习生》，由粉丝决定偶像能否出道，并且也推出了“限定团”——成团出道的团体只签1-3年约，在这段时间内被集中进行商务包装，时间一到，团体解散。
图/视觉中国
作为某个“限定团”粉丝中的一员，年轻的工作族罗茜告诉AI财经社，这几年里，她有一个隐约的感觉：“限定团”只注重短期的造势，偶像的营业期越来越短，但对粉丝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选秀结束后，偶像们有固定的“营业”包装模式。微博是针对粉丝们的重要战场，从发布对赛程的长文致谢开始，他们和粉丝的密切互动就提上了日程。搬家（为了从新星榜迁入内地榜）、空降（在粉丝群或超话中和粉丝互动）、抽奖、直播、打榜，是他们和粉丝互动的主要方式。
为了维持微博上的人气，这些偶像们，平时要发自拍、发日常vlog，不断参加各大平台的综艺节目和一些卫视的晚会。“粉丝想看的就是他这个人，看脸的‘颜粉’看自拍，‘事业粉’看舞台，如果他这些都做不到，那粉丝就会很快流失。”一位选秀粉丝张小洁说。
维持人气之后指向的商业化路径，是广告代言、杂志拍摄，以及参演影视剧。第一届女团出道的火箭少女101中，孟美岐先后参演《诛仙》、《蓝色生死恋》、《初恋的滋味》等；杨超越也凭借超高话题度，加入多档内地王牌综艺，并成为多档真人秀的常驻MC。但反观该团体音乐作品，只有一年两张组合专辑，除了《卡路里》她们尚未出现传唱度较高的作品。
豆瓣上曾有人提问：“选秀偶像也在参加《演员的诞生》，为什么不直接当演员？”一位网友回答：因为他们没有舞台。
相比较而言，在日本，偶像团体AKB48最重要的收入之一是CD销量，即使如今唱片行业已然没落，该团体仍然能够获得巨大的唱片销售成绩。日韩偶像商业化的商业模式，大致是以成团、发歌，再到舞台表演和演唱会为主，综艺、代言、杂志封面拍摄只是辅助，选秀节目也只是整体市场上“调味剂”般的存在。
但在国内，目前还缺乏能承接唱跳团体的市场。这使得偶像产业尽管一路飞奔，却仍处于失衡的状态。
偶像造星不需要艺人的基础能力，出道之后也“不包售后”，只有资本在迅速地包装艺人、收割流量和商业变现。据此前报道，有相关人员透露，娱乐公司为争抢偶像产业红利，甚至会尝试设立专门的“训练生线”，迅速凑齐几个年轻人，输送到节目中，成为选秀综艺大量被淘汰的“分母”。
“根本不是选秀，选的是演员，还是那种不好的演员。”张小洁吐槽说。
“数据”统治一切的粉圈
偶像产业虽然没有足够成熟的商业模式，但却形成了独特“饭圈文化”。国内偶像明星们的粉丝们，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也正式地被“数据化”管理起来。
图/视觉中国
在每个偶像艺人出道后，都有粉丝中的“大粉”进行成体系的粉丝管理。艺人的后援会组织建立后，会将粉丝成员按职责分为文案组、数据组、反黑组、美工组等等，就像一家小型企业一样进行管理。
一位大四学生陈羽曾经参加过创造营的选秀打投，她告诉AI财经社，她当时是通过微博加入的艺人后援会，管理员会通过类似超话等级或者集资凭证等标准对其进行审核，然后引导她加入后援会的QQ群。在群里，她通过管理员的号召，加入了“打投组”，组里有负责发号的人，会让他们领取一些微博用户账号，一般会领到10-15个号，然后他们每人就专门在手机上切号、登录、投票。当然，每人投完还要给对应的发号人反馈他们分别投了多少票和每个账号的使用情况。
艺人出道后，配合他们的商业活动，粉丝们也开始增加一个又一个的新任务。某项网络活动中，品牌方曾答应给数据排名在前的艺人安排大屏应援，对应的粉丝组织也可以拿到1000元奖励。为了这项数据，罗茜说，她一天就发了两百多条微博。
这类的数据活动，就是“数据组”负责的工作。一般来说，每天数据组都要把类似要做的数据活动列出来，在群里发布，标明需要多少人参与、每个人需要发布或转发多少条相关微博。大粉负责转发号召 ，其他粉丝们就跟着一个个“轮博”。
粉圈要投入的，不仅仅是数据“打投”的精力和时间，还有真金白银。
“搬家”，是粉丝们的一项神秘活动。在微博上，选秀偶像从节目中脱颖而出后只能进入“新星榜”，但“新星榜”排名Top 3的艺人可以移居“内地榜”。为了给偶像“换更大的房子”，粉丝需要投入巨大的金钱，买微博会员、在微博上送花、花钱做数据维护。据说，为了搬家，选秀艺人赵粤的粉丝曾集资300万元。
罗茜为了给偶像拍摄的杂志做团购，加入了一个同城粉丝群。杂志是粉丝集资统一购买，再邮寄到同一个地方，由大家各自去取。一本杂志40-50元，为了偶像的一张封面，罗茜一口气买了12本。
“粉圈”开始也适用于流量演员。近年来，从白宇、朱一龙到张哲瀚、龚俊，凡是演员要“大火”，成为流量明星，一定也会经历像选秀艺人一样的营业期，频繁参加综艺、拍摄杂志、接广告代言，增加曝光度。同时，他们的粉丝们也开始参与到“刷数据”战场中。
粉丝们已经被“绑”上了数据流量这条船。对他们而言，自己的偶像们需要用这些数据来证明商业价值，才能接到更多的品牌代言、商业推广机会，甚至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更好的影视资源。演员杨紫就曾直言，没有拍《青云志》、从而成为新晋“流量”之前，她根本拿不到自己想要的剧本。对于这些艺人来说，他们需要数据，来让自己被资本注意到；对于粉丝而言，则是为了偶像，哪怕再难，也要“迎难而上”。
罗茜回忆，她曾经在大四的时候吃了一个月榨菜馒头，为了攒钱去深圳参加偶像的粉丝见面会——一张位置好的“山顶票”要800元，加上路费、餐费算进去，大概要1000元左右，虽然看起来金额不算大，但也不是当时手头拮据的她担负得起的。张小洁也在早早规划，她要攒一个月的钱，才能在演唱会上和自己的偶像“赴约”。
同时，微博等平台也在力推这样的流量游戏。微博每年都举办一些活动，粉丝为了让支持的偶像拿到更好的商务资源，也被迫参与进一场又一场的投票中。
“明星和品牌，一起割粉丝的韭菜。”一位粉丝感慨说。
实际上，偶像产业的参与方要赚钱也并不容易。不久前，阿里影业和字节跳动关联公司量子跃动成为了乐华娱乐的新股东。虽然乐华目前风头正劲，但根据之前它于2018在新三板摘牌时公布的2017年半年报，净利润仅有1873万元。
品牌方和打造内容的平台，在这场“造星”运动中的话语权最大。品牌方是偶像经济中的“金主”。打造内容的平台方则是流量的载体，而最终流量要导向品牌方，才能获得商业上的收益。
但“资本造星”也开始走向了拐点。
从《偶像练习生》的农夫山泉，到《创造营2020》的蒙牛纯甄，都实行了粉丝“投票权”和产品捆绑销售的策略。据报道，一位参与过多档综艺节目制作的制作人曾表示，品牌商们的赞助或冠名费可以占到节目总收入的80%-90%，节目为其品牌引流是正常的。打投经济带来的收益，也被真凭实据写进企业财报。蒙牛2020年财报中就明确提到，其真果粒花果轻乳系列通过冠名赞助爱奇艺《青春有你2》成功上市推广，并在疫情期间该产品实现了逆势增长。
但这种收割粉圈的方式，最终也遭到了反噬。由于赞助商产品直接与投票权捆绑，例如将投票二维码印在瓶盖里，也促使了粉丝们疯狂买奶刷票，引发了“倒奶”事件，在一片声讨声中，爱奇艺的《青春有你3》不得不终止录制。今年5月，微博平台发文表示将禁止在超话等产品中以为明星打榜、宣传召集粉丝集资。
艺人经纪公司已经对饭圈泡沫有所察觉。匠心娱乐CEO尼克告诉媒体，大多数公司对偶像投入的板块是比较犹豫的，因为看不到必然成功的市场。“最担心的是粉丝经济的泡沫状态，偶像经济空间巨大，但挑战很大，整合的过程很重要。目前，在一档选秀节目中，平台的话语权是最大的。”
官方监管的介入，开始给行业带来不小震动。今年，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到，“节目中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严禁刻意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以‘花钱买票’‘集资打投’等形式进行数据造假，干扰节目选拔。”
流量艺人在艺德上的倒塌也反噬着投资方。吴亦凡担任主角、由企鹅影视和新丽传媒等出品的《青簪行》电视剧也恐怕难以播出，数亿元的投资都将“打了水漂”。
罗茜告诉AI财经社，她对曾经的“爱豆”已经“脱粉”。她还记得自己曾经真情实感发过一条微博，内容是“有些事不值得，但他们值得”。如今再翻到这条的时候，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我其实不想成为打投女工。”
一位曾经追了五年吴亦凡的粉丝对AI财经社说，”就像女生爱上渣男一样，当事情发生后，自己一开始也会给他找借口，不愿意放手，但后来理性会告诉自己他就是‘渣’，慢慢就丧失感觉了。而且娱乐圈这么多人，我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偶像。”
“选秀”已然叫停。眼下，资本们恐怕也不会再刻意打造下一个“吴亦凡”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罗茜、张小洁、陈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