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华
春节过后，随着我国平稳渡过疫情感染高峰，为了拼经济“招工抢人”成为各地政府多个部门的主要工作。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相比2021年的88222万人，减少666万人。这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何种影响？
界面新闻梳理历年统计数据发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近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2022年降幅不是历年中最大的一次，但多位人口、经济学者表示，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叠加人口规模负增长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072万人，此后开始下降，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为93727万人。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降到9亿以下，为89729万人。2019年这一趋势仍在持续，相比上年又减少89万人。
界面新闻注意到，非人口普查年份，劳动年龄人口数据来自抽样调查，与普查年份相比变动幅度较大。2020年和2021年的数据相比前一年，都出现较大幅度的升降。
2020年，我国开展第七次人口普查。根据普查公报（第五号），2020年中国16-59岁人口为879052796人（879052万），比2019年减少约1735万人，为历年降幅最大。而到202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88222万人，相比2020年不降反升，上升了317万。
至2022年，1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500多万，这还是超出了专家们当时的预期。
此前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11-2020年将绝对减少近3000万”。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认为，2011年或者201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劳动力的基础人口绝对减少，劳动力无限供给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相应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已经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升高，人口红利就正式开始消失。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比如“七普”数据发布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指出，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庞大，劳动力资源仍较为充沛。
陈功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人口抚养比（0-14周岁与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加总与15-64周岁人口数之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10年的34.2%。“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为45.9%，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1.7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趋势在过去十年发生了逆转。当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抚养比低于50%的人口红利期，但由低人口抚养比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少。
统计专家姚美雄则告诉界面新闻，长远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是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影响因素，将造成总产出的减少，导致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以及提升用工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能力，进而会导致市场萎缩，整个经济内需不振。他认为，我国人口负增长叠加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未来将导致人口红利消失。
202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开始负增长，带来的典型冲击是供给侧，比如劳动力增长减慢，成本提高，导致企业成本提高，比较优势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还导致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随着劳动力减少，企业被迫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人，替代得过快的话，就带来了投资和回报的不相对应，即资本报酬递减。
除此之外，劳动力减少，也导致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了，这个转移本来可以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随着转移速度放慢，生产率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放在一个生产函数里，就意味着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
此前在2022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导曾湘泉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表示，我国就业形势整体状况趋好，但还面临短期和中长期挑战。从短期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让就业市场产生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所带来的挑战更值得关注。
蔡昉指出，总人口负增长的转折点到来以后，供给侧的冲击还将持续，而且还会加强。从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到当前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比较平缓，“可以说是一个缓冲期”。但随着总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相对会加快，意味着对经济的冲击在今后会加剧。
不过他也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不足。但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中国拥有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中国独特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在于，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将推动这一过程。
界面新闻注意到，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日前在解读2022年中国人口变化情况时表示，虽然人口总量略有下降，但我国仍有14亿多人口，人口规模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人才红利逐步显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将有力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统计局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已经很直观了，央行统计的部分数据更加从侧面直言人口减少已是必然的趋势。
我国现在的人口就业形势老龄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去年曾经有过一个社会调查，就是未来幼儿园孩子的数量会不会只有几个人组成一个班，虽然看似是调侃，但是已经很明显的说明了我国新生儿数量的逐渐下降。这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了。
那么从新生儿的减少这点来看会不会有很直接的影响，答案是肯定的。不管网络上多少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新生儿减少对于未来的年轻人就业反而减少了压力，可同样不争的事实是新生儿的减少会使得企业招工困难，新生力量明显不足，迫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增值乏力收益显著减少的态势，这方面又会出现一个更明显的问题国家的经济收益将进一步放缓，因为人口少了，创造经济价值的量数集劳动力不能再维系往昔的红利，则使得经济收益值必然减少。相应的价值创造少了，服务型的消费市场也会有影响。这是一环套一环的。
更重要的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保其庞大的福利保障蓄水池是多年来由年轻人口来维系的。未来新生儿的减少老龄化的增多势必使得这个蓄水池里的水渐渐干枯。新生儿减少带来了未来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也进一步影响了企业创收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创收，而福利的汇集则很可能出现发放困难的情况。再加上老年人口的增多，国家社保福利会更加吃紧。这才有了前几年国家倡导的金融导向新政鼓励民间购买商业保险。
从我国现在的人口情况来分析，未来的工龄延长应该是常态了。其实日本很早进入老龄化时也是这相似的情况。大龄工人较多，育婚青年越来越少。社会的福利保障吃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制造业现在已经进入了生产力技术普遍提升的阶段，这也同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比如服务业里新的高收益行业的不断增多。去年直观的日本就业数据分析里就出现了对于新服务行业的分析。
无论日韩或欧美都有对于人口新生儿减少的担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看了很多视频博主和分析文作者的分析，给我直观的感觉是我国的担忧和机遇其实是并存的，因为人口新生儿减少实际上是年轻人对于生活现状的一种妥协。如果后续在很多年轻人头疼的就业困难和普遍较低收入问题上渐进式的改进保障，应该能从根源上解决人口新生儿减少这个问题所带来的连锁影响。其实我记得西瓜视频里有一个博主说得很对：“人口红利不可能一直都有，总有人口老龄化来到的那一天，但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提升生产力技术，创造出新的高质量生产力来更好的带动与之相关联的服务业就业新行业的增多改变年轻人传统的高考进大学考取高学历找到好工作的唯一模式”。
其实我国这几年也在努力攻克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同时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也做了改进。不过从目前温铁军教授的分析来看，这个问题的改进解决真心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很快就能解决或者有成效的。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自己，我一直相信我国会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良方。不过确实如温老所言这需要时间。
按照劳动年龄16-59岁的统计口径，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结果是2022年较2021年减少666万人。如果再结合着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的信号，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从而得出未来劳动力人口下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结论。如果换个角度，从国人均寿命的增长，或许会给人们打开另一扇窗。
据世界卫生统计数据，1981年，中国人均寿命68岁， 2020是77岁。国家卫健委2022年7月曾发布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93岁。改革开放40年人均寿命提高10岁。为了应对老龄化，包括我国在内世界多国也在做延迟退休的考量，如此说来，劳动年龄的上限也将不只是59岁了。
比如，日本是高度老龄化社会。据世界卫生局统计，日本人在2021年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7.74岁。2021年日本约有62%的人口是劳动力。60-64岁人口的参与劳动比率达到了75.8%，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近30年来的最高值25.6%，所以在日本见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做收银员、服务生或者出租车司机也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情况也要根据老龄化进程重新定义。比如时下国家发改委提出的以工代赈，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进入到劳动者的行列，城市一些就业岗位也可以给60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人以机会，而国家在劳动保护等方面政策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老龄化社会来临劳动力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