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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村镇银行罚金超去年全年,农商行罚单最多

近日,河南个别村镇银行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于中小银行的潜在风险和未来发展也成为讨论的焦点。 当前,我国中小银行达3991家,包括城商行147家,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

近日,河南个别村镇银行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于中小银行的潜在风险和未来发展也成为讨论的焦点。

当前,我国中小银行达3991家,包括城商行147家,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社)2196家,村镇银行1651家,总资产92万亿元。

据央行统计,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共有122家村镇银行为高风险机构,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29%左右。

“总体上看,中国中小银行运行是平稳的,发展也是健康的,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机构风险比较高,有的还涉嫌违法犯罪,但总体而言,风险是完全可控的,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依法受到保护的,金融监管部门也会不遗余力地做好相关工作。”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近日表示。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截至6月24日发稿,广东银保监局及辖内各银保监分局、深圳银保监局今年以来共开出109张银行业罚单,累计罚没4802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不到半年时间,今年以来广东村镇银行无论是罚单数量还是金额均已超去年全年处罚总额;不仅如此,广东农商行收到的罚单也明显超过去年全年数量。随着强监管持续,中小银行内控薄弱、公司治理混乱、监督制衡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不断暴露。

村镇银行罚金超去年全年,中小银行监管再加码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截至6月24日发稿,今年以来广东有48家银行机构共收到来自广东银保监局及辖内银保监分局、深圳银保监局的109张罚单,共计罚没4802万元。

具体来看,年内大型国有银行被处以罚款的金额最多,高达1767万元;其后是股份行,被罚没940万元;农商行罚没金额847万元;城商行累计被罚63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不到半年时间,广东村镇银行无论是罚单数量还是金额均大幅增长,分别为11张罚单及553万元罚款,远超去年全年开出的罚单(5张)和罚款金额(346万元)。

年内广东银行业处罚情况

在上述罚单中,单笔罚款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有8张。其中,杭州银行深圳分行因“贷前调查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等违规事实被深圳银保监局罚没300万元,为所有银行罚单之最。此外,交通银行因“未办妥抵押(预告)登记即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房地产业务相关报表填列不准确、贷款‘三查’不尽职”等违规事实收到两张百万级罚单,共被罚240万元。

年内广东银行业百万级罚单情况

还有2家村镇行因多项违规收到大额罚单。据统计,广州白云民泰村镇银行由于“向非经营区域借款人发放贷款、贷款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违规事实被罚款180万元;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因“存贷挂钩、贷款‘三查’不到位、信贷资产质量不实、关联交易超限”等违规事实被罚没150万元。

事实上,以往针对村镇行的百万级罚单并不常见。在严监管持续下,村镇银行内控合规形同虚设、展业不规范、数据治理欠缺等“顽疾”开始逐渐暴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副所长胡彩梅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分析称,村镇银行大额罚单越来越多,主要是存在掩盖不良资产、虚增存贷款、违规收费、个人消费贷款用于购房、信贷管理不审慎等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反映出村镇银行在管理和内控方面存在较多不规范和漏洞,管理的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类机构的发展模式亟需转变,随着利差的不断收窄,以贷款为主的资本消耗型发展模式越来越困难,亟需转向依靠中间业务发展的轻型化发展道路。

她认为,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需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建设,构建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引入不少于1/3的独立董事,形成制衡机制,提升董事会定战略、做决策和防风险的功能。其次,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强金融科技投入或借助第三方力量,提高数字化经营能力,完善数字化风控模型和风控体系,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风险预警和防控能力。

从监管角度来看,胡彩梅还建议,相关部门应该要求中小银行提升经营透明度,加强信息披露,接受社会监督。

农商行收最多罚单,信贷业务仍是违规高发区

相比于默默无闻的村镇银行,中小银行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农商行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则更为明显。

从罚单数量来看,今年以来,广东农商行领罚单总数最多,共收到38张,已超过去年全年的罚单数量。其中有21张罚单发给汕尾的两家农商行,分别为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和广东陆河农村商业银行。

根据广东银保监局官网披露,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因“贷款业务及内部控制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共收到12张罚单,其中对机构直接罚没70万元,另有10人被罚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广东陆河农村商业银行也因为同样的案由收到了9张罚单,其中对机构直接罚款70万元,同时有7人被终生禁业。

其他17张罚单,分别是对包括茂名、湛江、潮州、顺德、广州、深圳等在内的多家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处罚。在这些罚单中,被罚案由多与贷款业务相关,例如贷款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流动资金贷款被挪用入房地产领域、贷款业务及内部控制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跨经营区域发放贷款等。

实际上,不只是农商行,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信贷业务违规问题是整个广东银行业处罚的“重灾区”。在广东银保监局、深圳银保监局官网年内公开披露的所有罚单中,有96张罚单涉及贷款业务违规,占所有银行罚单的88%,相关罚款金额高达4239万元,占年内罚金总额的88.2%。

值得注意的是,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涉房贷款违规罚单今年以来明显减少。2021年全年,在122张涉及贷款违规行为的罚单中,有29张涉房信贷违规相关罚单,占比23.7%。而今年以来,截至6月24日,在96张涉及信贷违规的罚单中,只有7张直指涉房信贷违规,占比仅7.2%,相比去年全年,占比大幅下降。

广东银行业处罚情况

不过,虽然涉房贷款违规罚单占比有所下降,但涉及贷款业务违规事件在所有罚单中的比例依旧在攀升。在年内近百张涉及信贷违规的罚单中,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和贷款“三查”不尽职这两大问题仍然是被处罚的主要原因。

作为银行传统业务,信贷业务一直是监管重点。近年来,严监管持续,但为何信贷业务违规问题仍屡禁不止?

胡彩梅认为,一方面,我国金融监管法治建设仍有待完善,金融监管存在模糊或空白地带,容易让市场钻空子,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力度尚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监管的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产品越来越复杂,违规操作也越来越隐蔽,这就需要监管部门不断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增强对金融违规和风险的识别能力,同时加强监管科技建设,提升监管的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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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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