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Facebook的股价从3月16日盘中最高每股185.03美元跌至3月20日收盘时的每股166.8美元，Facebook被政府相关部门问责，社交网站上正在发起“删除Facebook”的话题——可以说，这家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正在经历自诞生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而导火索就是周末被媒体报道的Facebook泄露用户隐私事件。严格来说，应该是Facebook在已知用户隐私被泄露和利用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

根据《纽约时报》和英国《观察者报》在周末发布的报道，一个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以下简称CA）的公司在美国大选期间利用Facebook的开放平台协议获取了超过5000万用户的资料（其中大部分是美国选民）。CA是一家数据分析公司，背后的支持者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Robert Mercer以及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

向《观察者报》爆料的前CA员工Christopher Wylie向媒体表示，这家公司建立的基础就是利用Facebook的数据影响大选，而他掌握的证据表明，Facebook在2014年就已经了解了相关信息却没有实际作为。

心理测量研究“myPersonality”与“thisismydigitallife”

目前这件事情以及相关的公司和关键人物仍不断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根据已有的信息，特别是爆料人Christopher Wylie对媒体的表述，一切要追溯到2007年。

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学生的David Stillwell想通过量化的方法研究人的性格，他和另一个博士生Michal Kosinski一起为此设计了一系列针对Facebook平台的App，就像众多利用Facebook开放平台协议的软件一样，在这些App中有一个叫作myPersonality的很受欢迎。它让用户填写不同的心理测量问卷，其中包括“大五类人格测试”（包括开放性、严谨性、外向性、怡人性、神经质五类），如果完成测试，用户会收到一份关于自己的性格分析报告，并选择是否同意研究团队使用自己的数据。

这个项目吸引了数据分析师Christopher Wylie和他所供职的CA，他们看出这项研究可以通过人们的喜好选择来分析他们的性格，而CA正想为大数据定位分析增加心理学测量方法。Wylie找到Michal Kosinski谈合作，但没有谈成，Wylie后来对媒体回忆说，当时另一位剑桥大学学者Aleksandr Kogan出面帮忙解决同样无效，但提出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Aleksandr Kogan自己成立一个公司，与Christopher Wylie以及CA合作，这个公司叫作Global Science Research（以下简称GSR，后来被CA收购），还有一个联合创始人叫Joseph Chancellor（后加入Facebook）。2014年，Kogan设计了一个名为thisismydigitallife的Facebook第三方应用，同样邀请用户做性格测试。

thisismydigitallife的作用和myPersonality类似。根据公开信息，当时thisismydigitallife指出如果用户同意，数据将被用于学术研究。《纽约时报》查阅的资料和证据表明，thisismydigitallife是GSR与CA合作开发的。

这为后来的关键问题埋下了伏笔。第一个问题是数据量如何衡量，因为实际上GSR与CA获得的用户数据量远远超过了参与测试的用户所提供的，后文会详细解释；另一方面是，Kogan获得的授权是用于学术研究，《观察者报》称，英国的数据保护法规定，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将用户的个人数据出售给第三方是违法行为。

数据与心理测量学对选举的作用

这是CA CEO Alexander Nix 2016年一次公开演讲的主题。根据Wylie对《观察者报》的回忆，CA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助力特朗普就是采用了大数据+心理测量学的方法。

2013年，对政治有兴趣、自学了编程的Wylie加入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以下简称SCL），他说自己从加入开始就知道这家公司的工作就是为大选的竞选者服务。

他后来对媒体说，2013年秋天，SCL的CEO Alexander Nix带着他去见了当时还是Brietbart网站编辑的班农，他对班农的印象是对方很聪明。谈到如何影响大选的时候，班农告诉他“要影响大选改变政治，首先要改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