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ylie对文化的理解是，人是文化的组成单位。“如果你想赢得战争，你就要有武器。他（指班农）想要的是文化战争的武器，我们来为他建造。”这是Wylie在与《观察者报》记者对话时说的，这段视频可以在《观察者报》的报道中找到。Wylie与Nix认为应该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获得班农的信任，于是成立了CA，作为SCL的子公司。

出于资金的考虑，班农向CA介绍了Robert Mercer，并最终商议出一个微瞄准（micro-targeting）和心理测量学结合的方法。“微瞄准是已经存在的，心理测量学是新的。”Wylie说，“我们不只是定位选民，我们是定位和分析人的性格。”随后Mercer向CA投资1500万美元。

获得心理学测量数据的方式就是通过前面提到的Aleksandr Kogan和他的thisismydigitallife。“这些数据不仅仅是这个App的用户数据，还包括用户在Facebook上的好友的数据、好友的好友的数据。”Wylie说。

当被问到是在多长时间内获得了这些数据以及获得了多少数据时，Wylie的答案是：2至3个月内，5000至6000万用户的数据。所以面对后来Alexander Nix对使用Facebook数据的全盘否认，Christopher Wylie表示这从根本上就是错的。“CA这家公司就是建立在用Facebook数据的基础上的。”

而这些数据都被用来做什么、有什么威力？听听Christopher Wylie对《观察者报》记者说的，你可能会有些毛骨悚然。

“在对用户的了解程度上，CA知道用户容易被什么样的信息影响，以及将如何消费这些信息。CA也知道要和这个目标用户接触多少次能够改变他的想法。我们有一个内容生成团队，然后把内容交给另一个团队来‘注入’互联网。内容生成团队会做网站、写内容，目标用户会接受什么内容，我们就会写什么内容，然后慢慢改变用户的想法。相比过去站在广场中央宣传自己，我们做的事情是在人的耳边说悄悄话，可能和这个人说的与和另一个人说的是不一样的。”

CA最开始的客户是Ted Cruz，随着Ted Cruz在大选中式微他们转而服务于特朗普。史蒂夫·班农、Robert Mercer都是公开的特朗普支持者。

Facebook的角色

Facebook在授权第三方使用数据以及用户好友数据时的一个政策规定是：仅允许以改善用户使用App体验为目的收集用户好友的数据，禁止用于出售或以广告为目的。

Christopher Wylie说他本人以及CA在与GSR合作的时候，都不知道超过5000万的用户数据是否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但他认为如此大规模地获取数据Facebook应该是知情的。这是其一。

一个插曲是GSR的另一个创始人Joseph Chancellor在2015年年底加入了Facebook。

第二点是，Wylie向媒体展示的证据日期是从2014年6月到8月，包括收据、发票、邮件和法律文件，证明有超过5000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被收集。其中有一份来自Facebook公司内部律师的信件，时间是2016年8月，指出CA非法获取信息、GSR未经授权分享或者出售信息，要求CA立即删除已获取的数据。也就是说Facebook在数据泄漏两年后曾通过律师发信，但之后并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后来Facebook英国政策总监Simon Milner的说法是，CA拥有许多数据，但可能他们是自己从别处收集的用户数据，而这些用户也是Facebook的用户，并不是Facebook提供了数据。Facebook还宣布自己其实早在2015年就要求CA删除数据，但对方向Facebook隐瞒了实情。

接着Alexander Nix对媒体称他们没有利用Facebook的数据，也没有Facebook的数据（这也就是前面Christopher Wylie所说的“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所指的）。

扎克伯格和Facebook其他高管还没有公开回应过此事，但《连线》报道称，Facebook在两周前就已经知道媒体采访了Christopher Wylie并打算报道当年用户信息泄漏的事情，于是在上周五Facebook宣布封杀SCL和CA时，《连线》指出封杀的原因是SCL和CA违反了Facebook在数据收集和保存方面的政策。

本周一Facebook宣布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在周二举办的一个关于信息泄漏事件的内部问答会上，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均未出席。有媒体称扎克伯格将于本周五在公司内部的全员大会上就这件事情对员工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