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姚晨监制、主演，滕丛丛编剧、导演的《送我上青云》日前在院线上映，虽然排片量不多，但口碑不错并引发热议。媒体讨论多围绕女性主义展开，本文将通过影片的符号分析本片从何种角度而言算得上女性主义电影，以及被作为女性主义电影宣传的本片又被当做成何种符号。
《送我上青云》的故事其实较为简单，主要围绕记者盛男（姚晨饰）展开，因为患上卵巢癌而走上自我救赎的道路。故事线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条并且互有交叉。
一是她与老同事四毛（李九霄饰）的故事。这一条线在电影中着墨并不多，他们的记者理想被删减到只剩下零星片爪，滕丛丛在采访时讲述删减了一个极具世说新语风格的故事：盛男和四毛工作的小报社，因为房租涨价不得不搬迁，报社里堆满了废旧的报纸，成捆成捆地准备卖给收破烂的。四毛走进来的时候，同事叫住了他，拍了十块钱在他肩上，说，“四毛，你的那堆废纸，卖了十块钱。”四毛特别认真地跟同事说，“什么废纸？！那是我在这个报社里头待那么多年，写的27个头版。”同事说，“你就知足吧，隔壁的铜版纸才卖了几块钱？”
现实导致两人的抉择截然不同，盛男继续坚持着理想，影片开场就是她孤身一人探寻真相，揭露李平（梁冠华饰）救火的真相。而疾病再次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盛男需要稿费治病，从而结识了李平的父亲（杨新鸣饰）。
“死生亦大矣”，关于生与死的思考是影片的第二条线索。一个是耄耋长者，一个是垂危病人，两人之间又夹杂了盛男的母亲梁美枝。是梁美枝没有弄清楚婚姻的意义，十九岁生下盛男；是梁美枝找不到自我，将意义寄托于丈夫和女儿，才跟着女儿出来采访；又是梁美枝燃起了李父的欲望，食色性也，间接感染了盛男。
由此出现了第三条线，盛男作为女性的欲望。她遇见了刘长明（袁弘饰），她以为遇见了自己对的人，大胆地说出“我想和你做爱”。然而刘长明其实是李平的女婿，高考三年才考上专科，只能在鞋柜贴上自己照片，那是家中唯一尊敬他的时刻。
三条并不泾渭分明的线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电影的故事，恰如记者、女性、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盛男。
一、科学视角下的女性主义
关于本片的女性主义视角，已经有很多精彩的分析，这里将选取几个有意思的科学符号加以佐证分析，以呈现更广阔的视野。
影片开头，盛男遇到一个头戴铁锅的疯子，喊着“报告首长”承认是自己纵火。这个锅影片中也提到是信息锅，用来吸收宇宙信号的。这也不是影片的杜撰，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气功热，甚至很多科学家站出来背书，下图就是1993年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的场景，他们试图通过信息锅吸收宇宙信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电影中出现的这个疯子，实际上可看做《飞越疯人院》式的疯子的中国化。一则更加接地气，二则也洗脱了精神病的刻板印象，后面我们还会说到疾病隐喻的问题。这种形象，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在影片中只出现过两次，前后无法呼应，最后喊出的“我爱你”更显得突兀。但换一个角度想，可能也表现出生活的可笑，与其片尾的“哈，哈，哈”相得益彰。“哈，哈，哈”出现在李父教盛男治疗癌症之时，通过传统的天人合一来感知疾病。
而在治疗癌症之时，不同人的做法和态度很值得寻味。盛男在确诊时，脱口而出“我作为一个近几年都没有性生活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这是典型的疾病隐喻的特点。比如《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咳血，表现其虚弱，烘托其命比纸薄的宿命；比如俗语常说肺结核是富贵病，文学作品中也常用贵族的肺结核表现宿命；比如前面也说过精神病被污名化为疯子，《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很好的展现。性病、艾滋病则常被视为不干净、不贞洁的象征，在影片中竟然连卵巢癌也有了这种默认的文化属性，却丝毫不只是艺术夸张。显然，这一情节显示出，此时的盛男这一方面还没有女性意识萌芽。